文 | 李辉
与大洪山有了不解之缘
在故乡，又一次走进高中同学之中。
欣赏发起者的绝妙安排，聚会重逢的地点不在校园，不在城里，而是在距随州市区一百公里外的国家级风景区大洪山的丛林之中。远离尘嚣，在幽静的大自然怀抱中回到当年熟悉的地方，难道能有比这更为美妙的重逢场景吗？
我们班是湖北随县（今随州市）一中1974届毕业的高二第九班，当年是学校特设的文艺班（同时学校还分别设有体育班和足球班）。1973年，我们这个班曾长途跋涉到大洪山的解放军某部驻地慰问演出，在深山里度过了难忘的几日。
此次再度车进大洪山，一位女同学特地带来了我们当年在部队驻地的合影照片。大家辨认着旧时模样，谈笑中山影一一闪过。车窗外，阳光忽明忽暗，闪烁不定。我一度默默不语，恍惚间，照片上的少男少女们，变成了车上这群半百之人。
1972年学校文艺宣传队合影，后排右四为李辉
我熟悉大洪山。
早在1965年，大洪山作为当时湖北省省长张体学“四清”运动时期的蹲点地而在湖北家喻户晓。那时，湖北省歌舞团曾排演过一个反映大洪山风光的大型歌舞，并在随县各地巡回演出。依稀记得歌舞中有一首很好听的歌，前两句歌词好像是“大洪山呀山连山，青山绿水好风光”。
这首歌在广播中播放了许久，直到1966年夏天“文革”爆发后张体学被突然打倒而戛然而止。那时，我刚刚十岁，随着母亲住在随县的唐县镇大桥公社小学，虽距大洪山甚远，但这座山的名字牢牢地印在我童年的脑海里了。不过，当时根本没有想到，我未来的生活会与这里相关。
1973年我们班到大洪山驻军慰问演出时的合影，后排左五为李辉
第一次走进大洪山是在1969年。那时我在城关镇东关小学念书，夏收季节我们文艺宣传队一行走进大洪山，一边参加割麦子，一边慰问演出。晚上，我们沿着小溪，走进山村，在稻场上点上汽灯和菜油灯，为农民演出。
真正与大洪山有了不解之缘是在1974年高中毕业之后。那一年九月，我下放到洪山区宋家公社的宋家茶场当知青，一呆就是两年多。我们班上也有不少同学与我一样，也在大洪山插队。一次次，我穿行于山岚丛林中，去别的知青点看望同学。水库清幽，茶园飘香，它们成了知青生活记忆中难得的美丽点缀。
我相信，车上不少同学与我一样熟悉这里，而且也与我一样，对这里有着特殊的情感。
多么值得回味的青春岁月
山还是那座山，但仿佛更高，更静，空气也更清新。
早晨，躺在床上听林间悦耳的鸟鸣，听女同学引亢高歌吊嗓子。上午爬山，穿过丛林，再走进溶洞探幽，大呼小叫此起彼伏，回声在山谷和洞内袅绕不停。黄昏时，与同学相约散步，见那田埂上有黄牛一头又一头缓缓走过。牛铃铛轻轻晃动，铃声因夕阳山影陪衬而愈加显得慢慢悠悠。偶低头，又见到一堆又一堆的牛粪，散落在草间和公路中央……
阔别数十年后的同学重逢，就在这样一种世外桃源般的环境中进行着。
时隔多年，再次走进随县一中校园
多么值得回味的青春岁月！当年的快乐与焦虑，女同学间的叽叽喳喳闲言碎语，男同学间的恶作剧与打打闹闹，老师的严厉和苛刻，都在此时成了美好的回忆。还有一些同学的初恋，当年因蒙蒙懂懂而失之交臂，彼此相见，虽有些悔恨和哀怨，或者难以言说的忧郁，但也成了大家愉快的话题，成了怀旧情绪无比美丽的背景。
回到当年吧！唱起熟悉的歌，跳起熟悉的舞蹈，那些我们班级当年一次次排练一次次演出的歌和舞——《洗衣歌》、《逛新城》、《阿佤人民唱新歌》……老歌老舞带给我们年轻的快感。再唱起今日流行的歌，用《心雨》、《常回家看看》、《涛声依旧》……把怀旧情绪演绎。
曾在我们母校当过老师的翻译家叶君健先生
与我们同行的还有三位老师，其中语文老师和数学老师都已七十八岁高龄，他们都是五十年代初毕业的大学生，学识与修养曾对我们有深刻的影响。在这样的场合中，两位老人也变得年轻了。语文老师即兴赋诗朗诵；数学老师当年是我们的艺术指导，他兴奋地邀请创办幼儿英语学校的女同学，登台演唱起英文歌曲《在一起》。新的歌，老的歌，连续两个晚上的联欢上几乎每个同学都登台表演。我很少唱歌，这次也在热烈气氛感染下，跳上台，与女同学相约高歌一曲《康定情歌》……
“文革”期间，在那个强调阶级斗争、扼杀人性、贬斥知识、贬低老师的动荡年代，是文艺班的特殊构成和教学方式，使我们这些年轻的孩子们有了相对快乐的青春。听老师讲，1973年把学校宣传队集中起来成立文艺班时，本来是为即将恢复的高考做准备，因为，我们这批成天蹦蹦跳跳的学生，文化课成绩却都不错。然而，我们生不逢时，刚进高中不久就赶上发生批判所谓“修正主义教育路线回潮”，紧接着，1974年又是“批林批孔”。
我们做过不少荒唐的事，浪费了不少学习时间，但是，文艺这一特殊形式，使我们在畸形的政治运动氛围中却有了自己快乐的天地。有的唱歌，有的跳舞，有的吹笛子，有的拉二胡，有的画画。我则主要是跳舞，同时，也负责写歌词、编快板、改剧本、办墙报……我对文学的热爱，对艺术的兴趣，正是在这样的背景中开始形成而起步。
唱歌跳舞让我们接近知识——哪怕是肤浅的、偏颇的，因为毕竟不是枯燥的政治术语和口号，更从不同风格的民歌和少数民族歌舞中，知道了家乡外面的世界。唱歌跳舞让我们有开放的心态和乐观的精神——在那个“男女授受不亲”、男女同学不敢随便讲话握手的年代，我们的男女同学之间的交往却比别的班级要自然、随意得多。
我感谢这样的中学生活。在聚会的第一个晚上发表即兴讲话时，我这样说道：“在九班，我们过得很充实。艺术让我们乐观，快乐，让我们总是对生活充满好奇和热情。在一个贬斥知识的荒唐年代，我庆幸在这样的班级度过中学时光。我们的知识是从老师们的言谈举止中获取的。我忘不了老师带我们看月亮，看星星；忘不了在清晨老师带我们去乡下，脚下的草叶上还挂着冬霜。”
时至午夜，陶醉了的女同学们，表现出比男同学更大的“疯狂”，一遍遍从记忆库里搜寻许多日子里不再跳的舞蹈。岁月流痕似乎不再存在，身躯的变化也不再重要，重要的是心态忽然间都年轻了。年轻的舞步，又回到了她们的脚下。
或许，许多年的分手，就为了这两个夜晚大家无悠无虑、物我两忘的重逢狂欢？
怀旧不仅仅是个人一己的情感需要
从大洪山回到城里，我们又走进了当年的校园。
我们变了，校园更变了。走到这里，才知道，一中已经搬到郊外新址，据说是扩校的需要，老校园成了另外一座学校的所在。
土城墙没有了，城墙上的树林子和护城河没有了。我们的教室也没有了，教室前的麦地更是早没有了踪影。好在有将近七十年历史的几幢民国老建筑依然耸立着。一座屋顶上有高高钟楼的礼堂，两幢典雅的老教学楼，留下了旧时模样。多少次我们在教学楼里穿行，多少次在礼堂舞台上排练和演出，如今恍然已成隔世！礼堂外观依旧，但听说舞台被拆了，内部被隔离成了办公室。周日，门紧锁着，透过门缝，打量里面景象，什么也没有看见……
有些怅然。但也为这几幢老建筑还保留着而高兴。我想不出，如果没有了它们，母校校园的追寻还有什么意义？多亏它们还挺立着，为我们的怀旧情绪，提供了最好的载体。
不必如一个建筑专家那样去审视老房子的结构布局，也不必留意细部的沿袭与演变。我们要做的只是细细品味曾经看着我们成长的东西。现在很多城市的的人明白了老房子的价值。老房子不再是沉重的包袱，不再是一座城市难看的疤痕。一个城镇因为拥有老房子和老街巷而增添魅力。遗憾的是，随州城里已经没有多少老房子和老街巷了。
幸好，母校的钟楼礼堂还在！ 它建于民国时代，抗战前，著名翻译家叶君健曾在我们母校当过教师。八十年代我去采访他时，曾听他讲过当年往事。
瞩目老礼堂的时候，我想到了这些。真的，一个人的怀旧，是很难与他所生活的环境分开的。一座校园，一个城市，一座村庄，它能否为一代代人留下怀旧的载体是非常重要的。这不仅仅是文化的意义，更有情感上的丰富意义。我很遗憾，留下我们青春足迹的这些老房子和老校园，已不属于一中。换句话说，搬迁它处而没有了它们身影的新的一中，已不属于我们的怀旧，不属于我们的记忆。
我不明白，决策者们为何不在扩建新校园的同时，仍将老校园作为老区保留，使新、老校园形成整体，有一个顺理成章的历史衔接？这样，因有一个值得珍爱的怀旧的载体，几十年来从老校园毕业出去的成千上万的学生，重访故园时才会有更温馨的、终身难忘的回忆。
这不只是仅仅限于个人情感的抽象话题，而是在现代化的今天，越来越受到人们重视的文化主题。我们常以拥有几千年的历史而自豪，但在日常生活中，我们却并不珍爱传统。特别是在“文革”初期的“破四旧”中，许多宗祠、家谱、传物都被毁于一旦，对传统的感情也被视为大逆不道。于是，人们不再关心过去，不再珍爱传统，这似乎已成为一个无法停下来的惯性。
在欧美、日本乃至许多国家，几乎每个家庭和个人，都珍藏着祖辈的遗物，一个杯子，一幅画，甚至一张老照片，一代代传下来，成为家庭怀旧的载体。一座村庄、城镇和都市也是如此。一幢幢老房子和老街，其实就是城市的杯子、画、老照片，也应该成为怀旧的载体。
怀旧不仅仅是个人一己的情感需要，更是一座城市有没有吸引力、有没有感召力的文化底蕴所在。
那一夜，我难以入眠。
那些天，不止一次听蔡琴的歌——《被遗忘的时光》……